作者：《中国潜流文化》 刘工
隐士，旧指隐居不仕之士，当今又指过着悠闲生活情趣的闲人。隐者首先是士，即读书人。否则就无所谓隐不隐，或隐与不隐都一回事。“士”通“仕”，不仕，就是不在仕途。隐者终身在山乡水泽务农、采桑、放养鸡鸭等，或遁迹江湖游走，或卧于山野炊居。隐士似乎是神神秘秘的，像不食人间烟火的，又让人羡慕的世外高人。这些人与俗人的区别，在于生活不愁、衣食无忧，既无和尚的清心寡欲，又不同道士的超凡脱俗。这些人基本与诗酒茶禅、琴棋书画、花鸟鱼虫、树桩奇石，甚至猫狗鹿兔、孔雀仙鹤等相伴。当今，隐士生活中又增添了宠物美女、珍宝古器、西洋家具、金银玉石、洋酒咖啡、西餐料理等新玩意。虽然，此类人在历朝历代都有，但皆不可称为隐士，只是偷闲隐居一阵子罢了。
如果说，隐士是中国官场之人、好文之人、赋闲之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不如说，隐士是一种做官之人的心计、好文之人的躲避、赋闲之人的乐道。就官场之人的“隐”而言，全然是寻机的隐身术。这种心计犹如官场上的称病不出、虚称年老体弱、家有烦事，甚至借口回乡丁忧等玩术。此“隐”实为心思种种，但又期望能筑一庭院，种花养草、饮茶聚酒、舞文弄墨，以求一种看似与世无争，实为绵里藏针，图谋东山或局外摇扇的“隐政”生活。隐士，总的来说就两种人士而已。即：仕隐和文隐。仕隐，则是做官之人因官场的“纠结归隐”；文隐，则为文人无所抱负的“无奈而隐”。前者有弄巧成拙的真隐，但多数是蓄意的假隐；后者是无奈之下不得不隐。晋代诗人王康琚写《反招隐诗》云：
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
伯夷窜首阳，老聃伏柱史。
这首诗是说，隐士不必像古人伯夷一样的隐居山林，老子在朝廷中也是可以隐居的。王康琚认为：老子是真正的大彻大悟的隐士。其实不然，既“隐”又何必在乎居于何地？要想“超凡脱俗”，山林与朝廷的区别也只在地理位置上不同罢了，再有的区别就是头上的冠冕和屁股下的位子而已。
中国历史上名气最大的“隐士”，当属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但他也只是高卧隆中，自比管仲、乐毅，日夜分析天下政治形势，揣摩各帮政治家的心思，并未打算终老山林茅庐。是个典型的“隐而待仕”的高人。当诸葛亮遇到他心目中的真主刘备，他虽已心动，却又故意地让刘备一再请，二再请，三再请，演了一出让刘备三兄弟“三顾茅庐”的戏。最后，诸葛亮单腿跪地，拱手握羽扇表白了自己的心迹。
通俗地讲，隐居之人称为隐士。但由于其隐居的目的不同，因而心境也大不相同。荀子曰：“天下无隐士，无遗善。”他所言太超前了。意思是，天下哪来真的隐士哦！不过，历代统治者都知道“隐士”有一定的社会影响。所以，一方面为了招纳贤达，收囊为治国待用；另一方面，为了笼络人心，粉饰太平，妆扮下政治门面。故而，统治者都会有计划、有选择的拉些隐中名士入伙，并给予一定的社会地位，免“隐”中滋事。除此之外，隐士中有被免官赋闲的，又有沽名钓誉的；有辞官不做的，又有不愿为官的；有为博取美名的，又有避祸躲藏的。但是，这些人的心境有嗤笑朝野的，也有心灰意冷的；有超凡脱俗的，也有提心吊胆的；有窥伺时机的，也有悠闲自在的。在仕隐踱步揣摩中，表面上是心静如水，实为处心积虑，待抚平创伤，再一展心中大志；在文隐逍遥徘徊中，形式上身居山野水泽草屋，却为寄情山水之间，醉于琴棋书画，自求一醉一陶然。
隐士以“隐”为攻略，窥机待发的“隐士”比比皆是，可谓是官场上的隐逸之徒。如唐代王维，他是诗人，有诗佛之称。但他做官则为时移势迁之人。他当过太乐丞，此官相当于现在国家民族乐团的团长，后因犯了皇家禁忌私自娱演的“舞黄狮子”被贬官。他隐居一段时间后，又任凉州河西节度幕判官，此后他半官半隐，伺机而动。安史之乱以后，他出任伪职，战乱平息后被捕入狱。若不是他在任伪职期间作诗抒发亡国之痛，思念朝廷之情，再因其弟王缙平叛有功，请求削籍为兄赎罪，恐怕王维是难脱死罪。再如，元末明初的王蒙、明末清初的董其昌，均是先做官后隐居，待朝廷征召或寻机东山再起，实为政治投机之徒。不过，明朝也有个隐士叫陈继儒，他是被时人冠名“附庸风雅”的第一人。此人能写善画，但他没命做官，却乐于在高官之间游走，世人讥笑他是：“翩翩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家。”可见此人与高官们的交情。
隐士中，还有计谋更高的人。此人是南朝齐梁时的陶弘景，他曾侍从孝武帝刘骏征战有功，被封为晋安侯，后成为道学家、中药学家。虽然，陶弘景隐居山中，但他凭借自己在官场上的影响力，朝中大事还向他请教，被世人誉为“山中宰相”，自由自在的隐在山中，干着卖官鬻爵的生意。与陶弘景不同的是唐代的卢藏用，他苦心孤诣地在山中混了好些年。皇帝在长安办公，他就住进离皇宫不远的终南山；皇帝移驾洛阳，他就跟着跑到嵩山隐居。于是乎，大家都知道这老小子醉翁之意不在酒，所以送他一个“随驾隐士”的绰号。果不出他随驾隐居的本事，终于有一天朝廷让他出来做官，而且不出几年就官至礼部侍郎，后来又成了太平公主的男宠。不久，卢藏用的好友司马承祯无心仕宦之途，欲想退隐天台山，而他诚心的建议好友隐居终南山。司马承祯却会意地一笑：终南山的确是通向官场的便捷之道啊！这便是“终南捷径”成语的由来。此后，卢藏用靠着太平公主这株大树，尽情地“趑趄诡佞，专事权贵，奢靡淫纵”。最后，太平公主策划君临天下未果，卢藏用被流放岭南，此后他隐与不隐都一码事了。
在众多著名的隐士中，南朝宋时的画家宗炳算是个人物。当时，朝廷屡次请其入朝为官，他都隐居不出。此人擅长书法、绘画和弹琴，特别信佛，还喜欢漫游山川，曾西涉荆巫，南登衡岳，后病老回到江陵，自称是：“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元代的画家吴镇，此人也是如此，他深居简出，只寄情于山水之间，笔墨于纸上，是为真正意义上的隐士。他们与“为仕而隐”的人完全不相干，即使有时机、有环境、有条件，即便朝廷多次派人请其入仕，他们也婉言谢绝不出。而与宗炳同时代的陶渊明，起初不是真隐，他只因对官场不满而解冠归去，之后以酒为乐、以诗为伴却变成真隐。不过，宗炳、吴镇等人不愿做官，却成就了他们的名声，故而成了鼎鼎的名人。即为名人，其墨宝自然也有了高端市场，生计自然无忧，这点要比陶渊明的境遇强多了。
其实，真正的隐士是极少的，即使有也是被世人放大的。宋人林逋在杭州西湖落脚，种梅养鹤，过着“梅妻鹤子”的隐居生活，让世人羡慕不已。不过，林逋生活在宋朝的全盛时期，而他特别喜欢恬淡，并与高僧诗友相处甚好。每逢朋友来访，童子就纵鹤放飞，他见鹤必棹舟归来，此等闲情极富文人生活情调。林逋死后，其侄林彰、林彬向朝廷告假，同去杭州料理丧事。宋仁宗赵祯听到林逋的故事后，正是宋朝面临官僚膨胀的局面，他顿觉此人世外，应该号召读书人学习林逋自己“和谐”的生活态度。于是，宋仁宗赐谥“和靖先生”，鼓励读书人要自娱自乐，清心寡欲。由此，林逋的名声远扬四海，作为一个“梅妻鹤子”的文化典故被传颂。
其实，做隐士是一种计谋与智慧。为官而隐之人的计谋是，为处事的心态和手段玩掩护，即便掩饰一种焦灼与无奈，其隐目的也是掩耳盗铃。而尚文而隐之人求做隐士，实为化解心中苦痛与郁闷的智慧。这些人看似借山水花草欲表自闲的优雅，实为传达自身人格、人品与德化。他们的笔下处处体现出自己压抑的灵动、雍容，似潺潺的小溪闲闲地流淌，借景抒发心中的积怨。这与先官后隐、半官半隐、隐而待动，既有心心念念，也是半遮半掩。只是计谋是为官的策略，智慧是辨析时政。
古往今来，隐士们的身影无处不在，他们似乎始终在权势和金钱之间躲躲闪闪，又若即若离，隐居的调子忽高忽低。但要真正剥蚀了隐士文化的外衣，测一测“隐士”最深处的心律，真可谓是汩汩有声！全然展示了代代相传，表面清澈实为浑沌的为官文化和自恋文人的体味。在中国历史上，虽说隐居之人的“隐”其目的林林总总，除了想尽各种办法来提升隐居的效果之外，也有确实无奈而隐的隐士。如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名士，他们“隐”只是为了表示不与清政府合作，实际在从事最激烈的反清斗争。这一批人是政治意义上的隐士。再有就是那些清苦的读书人，他们一方面不甘心仕途无望，另一方面又自觉世道炎凉，还不愿入俗民间，以求所谓愤世嫉俗的清心寡欲，故而苦隐。
隐居除了变相的图谋手段，若要做到真正的与世无争，这些都不是为之生计的老百姓所能及。首先，所谓隐士“隐”是要有一定经济基础来支撑的，最基本的也要具备衣食住行的生存条件。做官敛财，尔后急流勇退的“隐士”自然没有此等烦恼，厚禄供养的“贤臣”变“雅士”也无此忧，家有良田房舍的遗臣老少也无需之烦。若靠兜卖自己的心境，拿笔墨养趣，恐怕还不及樵夫渔翁活得自由自在。谁不知中国书画是做官玩雅之物，不入仕又怎能衣食无忧呢？更知晓名为官声，文为官捧，不与官场交媾又怎能名扬四海呢？所以，要做隐士，得有一定的经济来源作保证，否则即使做了隐士，也是隐不隐都是一回事儿。故而，鲁迅先生在《且杂亭杂文·隐士》中说：“凡是有名的隐士，他总是已经有了‘悠哉游裁，聊以卒岁’的幸福的。倘不然，朝砍柴，昼耕田，晚浇菜，夜织履，又哪有吸烟品茗，吟诗作文的闲暇？”
传统的隐士文化，源自内心嘲笑专制制度的产物，是软抗社会制度的无奈与逃避现实的一种生活方式。同时，它又是聚财后的仕人、富家退居后的闲人、看破红尘的学子、放下屠刀的武夫，甚至是躲避尘世的罪人，追求一种逍遥的生活方式。这是一种自恋和笑世的隐逸心态，更是一种自我解压的、调节心理的生活手段。这种所谓的隐士文化，其根源在于政治浑浊和强权统治，是独夫民贼压制民权而孕育出来的文化。《南史·隐逸》云：“夫独往之人，皆禀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道，借誉期通。若使夫遇见信之主，逢时来之运，岂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不得已而然故也。”故而，隐士表面上超脱，在意识形态上也表现出超脱，实则内心都有无穷的痛苦。
如今的隐士最想归“隐”是不动声色的贪官。他们不像张扬的愚蠢者藏金床下，远虑者移居海外，而是想躲起来看热闹。虽然，他们嘴上唾骂的是资本主义民主，心里切恨的是做官太累；他们脸上表现的是社会主义法制，屁股享受的是权钱交易。这是当下地产经济为“隐士”贪官提供的藏身之所，让其与时俱进的贪饱即“隐”，并且继承着“牺牲我一个，幸福三代人”的传统精神，开创历代隐士未尽的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