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银洲：出走新里镇

淮滨县的三个乡镇，邓湾、马集，新里呈“>”形状分布，邓湾在下，新里在上，马集居中。谁也不会想到，痴呆老人孙其保会穿过繁华的马集镇，跑到偏远的新里镇。

孙其保说老也不算太老，他大我五六岁，尚未古稀。不过，一个甲子的智障折磨，使其苍老得与实际年龄极不相符。他是在患上轻度老年痴呆症后，亲戚们怕他走失，才和村官一起，把他送到乡政府养老院的。

早在四十多年前，我与孙其保是我们生产队挣工分排名前二的社员。白天我们一起干活，夜晚，又一起到偏远的地儿“护青”，冬天，生产队的牲口集中喂养，我俩又一起当饲养员。可以说，我和他每天都有工分挣。在我们村庄，别人都躲着他，嫌他脏，但他们却忽略了他的两大优点：胆大和听话。“护青”时，老坟地他都敢睡。那时农户的猪都是散养的，半夜到地里偷吃庄稼，都是我下令孙其保将它们赶走的。简言之，我和孙其保的关系就像笛福小说中的鲁滨逊与星期五的关系。

孙其保小名叫“碾子”，事实上，没有人知道他叫孙其保，只是在他失踪后，要用他的身份证上的照片来印发“寻人启事”，大家才想起他的大名。孙其保五岁那年，患了一种名叫“急惊风”的夺命症，被一个姓刘的医生扎了一针，就成现在这样了。也就是说，孙其保并非先天性智障人士。

好了，现在回头来说孙其保出走失踪之事。我们乡公立养老院的老年人现在基本上是不能随便出入的，几位身体较好，头脑清晰的老人负责做饭和购买食物，比如，面条，馍，油盐酱醋等。那天，有两位老人去街道上买食用油，他们居然把孙其保也带上了。买了油，两位老人回到养老院才发现孙其保并未跟在后面。

两位老人随即去邓湾十字街寻找，哪里有孙其保的影子？找了半天，终无所获，只得向民政所报告。民政所领导迅速与村支书取得联系，两人分别驾车，顺公路寻找，同时，孙其保的侄子侄女们也骑着各自的电驴在周边乡村搜索。然而，两天两夜过去了，仍无孙其保的踪影。

两天之后，孙其保在新里镇被找到后，我事后诸葛亮地长叹一声：原来如此！

那是上世纪70年代初，一个冷清的冬天，我和孙其保正在饲养室清理牛粪，我母亲和孙其保的母亲一块儿来到饲养室，我母亲让我背20斤大米去新里(那时叫新里公社)换红薯。孙其保的母亲让孙其保跟我一起去，她还说，碾子(孙其保)不识数，一切都由我代劳，两家都是20斤大米，换了红薯回来平分。

那时男劳力去兔子湖修水库，我和孙其保都是家庭的老大，这样的话儿理应我们来干。饲养室有四个人，我们经常轮流干私事，当下，我让孙其保拉着饲养室的破架子车，上面放着40斤大米，用稻草盖严实，向新里公社进发。

那天是个阴天，北风呼呼地刮着，我们逆风而行，大半晌了才到新里街上。

在街上换红薯没有在农户家里换来得实惠，而且在大街上交易是有风险的，因为大米是禁止流通的细粮，如果被“市管会”发现，就会被没收。当然，他们会按商品粮的价格付款。这样，我们每斤大米就损失了六到八分钱。所以，我带着孙其保穿过街道，准备到乡下去交换。

大米换红薯，不是因为红薯口感好，也不是因为红薯乃健康食品，而是困难年代的一种生存需求。一斤大米，一个人吃个精光，还不怎么饱，而一斤大米换的红薯，够两个人吃。所以，淮河北岸的人，到潢川境内买来大米，再到淮滨北部或者洪河以北的安徽境内换红薯，这样倒腾全是为了可恶的肚子。

就在我们将要走出街道时，被一个穿蓝制服的“市管会”工作人员盯上了。我们赶紧拐个弯，躲到一个草垛的后边。那位工作人员站在草垛的另一边咳嗽。我紧张得冷汗直冒。这时，我们背后站着一个怀抱婴儿的年轻女人，她对我说：兄弟，快进屋来躲一下。我赶紧让碾子将米扛进那位大姐屋里，我俩躲到她家的小院里，院里有一老妇在洗衣裳。她问：你俩是换红薯的吧？我回答：是啊，你家换吗？老妇说：你问问俺媳妇吧，她当家。

大姐抱着小孩进来，说：“市管会”还没走，说话小声点。

等“市管会”工作人员离开，天已正午。我提出换红薯的事儿，大姐说：已经晌午了，吃了饭再换好吧？俺家也没啥好的，就是蒸红薯。我提议用我们的大米做米饭吃，但大姐认为这是在她家里，应该吃他们的红薯。我折中一下说：那就熬一锅米汤，蒸红薯吧？大姐同意了，她让婆婆抱孩子，到厨房拿了一只铁勺，我打开布袋，她挖了一勺子大米，然后，她又挎了一竹篮红薯，到水塘里洗了，放在锅里蒸。

午饭熟了，婴儿睡了，我们三个人围着小桌，桌上一盆蒸红薯，一盆炒萝卜条，四碗米汤。而碾子这时还端坐在门旮旯里。大姐让他过来吃饭，他只是咧着嘴笑。她悄然问我：他耳朵不好使吗？我说：不是，他有点傻，他爹妈从不让他上桌吃饭，赚他脏。大姐说：哦，哪有这么当爹妈的呀！随即又喊：兄弟，过来一起吃吧！我也说：碾子，大姐让你来吃饭，吃了好回家。碾子这才扭扭捏捏地坐到小凳子上。

这位大姐也就二十多岁，浓眉大眼，面色稍黑，很爽快的样子。虽算不上漂亮，但作为农家媳妇，并不是随处可见的那种“普女”。

吃红薯时，我们都剥了红皮儿，吃里面的白瓤，而碾子连皮一起吃，大姐说：剥掉皮吃吧兄弟，皮给猪吃。说着，还剥了一个大个的红薯递给碾子。

大姐和老婆婆很快吃完了，我也不好意思再吃，而碾子一直把盆里红薯吃光了才住嘴。

这次交易很有“君子之风”，大姐坚持农村价(一斤大米换十斤红薯)，我坚持市场价(一斤大米换八斤红薯)，执争中，我再次折中一下：大姐，咱就一斤大米换九斤红薯好吧？大姐说：好呀，占你便宜了。最后，我用40斤大米换了360斤红薯。

我和孙其保虽然一个村庄住着，但同桌吃饭却是第一次。他帮别人干活，都是一只大碗，装饭又装菜，独自不声不响地吃。甚至连他亲戚办红白喜事，他去帮忙烧水，打扫卫生，主人家也是不允许他上桌与客人一起吃饭的。通常是客人酒足饭饱离开后，主人家才盛了一汤碗肉，拿了两三只馍给他。如果主人家忘了盛饭，他也不要，默默地饿着肚子，等待下一顿了。

孙其保失踪两天两夜，我也非常着急。但我人在郑州，远离家乡，无法参加到搜寻队伍之中去。我曾想过很多他有可能要去的地方，却没有想过他会沿着四十五年前走过的土路到了新里镇。

当网友在家乡网站发帖，说孙其保已经在新里镇被找到，他在街道上一家小别墅门前枯坐着，身边还放了一堆当地老百姓舍施的红薯，我这才恍然记起四十五年前的那个冬天，我和孙其保，大姐和她婆婆，一起吃的那顿蒸红薯，那可是孙其保变成智障人士后，唯一一次被请上餐桌吃的一顿饭。当然，我已无法确定，这栋小别墅的前身是否就是当年那个农家小院？小别墅里是否住着当年那个正奶着婴儿的大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