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银洲：我与哑巴有个约定

  “仁者乐山”，总觉得这是个伪命题。凭什么说那些游历名山的都是“仁”者，而我和哑巴以及从未接触过山的中原农人就不是“仁”者了呢？
    其实，我和哑巴也是爱山的，我们曾约定要去大别山的，只是平生没有实现这个远大目标而已。
    哑巴跟我是一个村的。我住村庄南头，他住村庄北头。我小学毕业前，跟哑巴素无来往。只是在我回家放牛之后，才与哑巴有了接触。哑巴不是先天的，在他三岁那年，患病高烧，他妈懂点针灸之术，给他的某个穴位扎针退烧，结果，烧退了，人却哑了，哑的还很彻底，又聋又哑的那种。
    我不知道这位做母亲的当时是何种心情，反正她从此再也不扎针了。哑巴兄弟四个，老大是生产队长，老二是使唤牛的 “鞭头”，老三当兵去了，哑巴是老末。
    那天晌午，我放牛回来，正在往一棵弯枣树上拴那头“老犍”，突然，一个人从背后抱住了我的小细腰。我少年时期很瘦，腰细得如同拴牛的那棵树。从喘息声中我听出来了，这人就是哑巴。哑巴是不适合做秘密之事的，因为他嘴里总是不停地“咕噜”。我当时不知道哪里得罪了哑巴，或者得罪了他当队长的哥哥。但我从记事之日起，没有发现自己与哑巴及其三个哥哥有过不愉快的地方。
    哑巴比我大四五岁，伙食比我们家好，力气也比我大多了。我挣扎了几次，都没能挣脱他的熊抱。我被他一口气抱到他家门口，哑巴踢开门，把我摁在灶门前的土坯上。我莫明其妙地看着哑巴，他却不看我，拿起锅台上一只大瓷碗，掀起锅盖，先盛了半碗肥肉，又掀开另一个锅盖，把米饭装在肥肉上面，恭恭敬敬地端给我。我完全被哑巴的举动弄懵了，他为什么这么盛大地招待我？那年月虽然很难吃到米饭和猪肉，但我对“无功不受禄”还是明白的。我端着堆尖儿的饭碗，张着嘴巴望着哑巴，求一个合理的解释。哑巴当然懂我，他比划着告诉我，他妈走亲戚去了，家里就他一个。他老三寄来一封信，是叫我写回信的。
    哑巴兄弟几个只有老三识字，他写的信只能请别人阅读和回信。我小学毕业，在我们生产队也算是文化人。读信和回信，我勉强可以做。
    吃完一大碗米饭和肉，我以哑巴母亲的口气写了回信，回信并不长，亲爱的儿子，最近还好吧？身体健康吧？工作很忙吧？一切顺利吧？还有此致、敬礼之类的格式占据了大部分内容。折叠好信笺，写好地址，贴上八分钱一张的小邮票，但我和哑巴的交往并没有到此结束。
    这一天上午，我在淮河大堤上放牛，巨蟒横陈的淮河大堤是我们的极好牧场，我们可以把牛绳盘在牛角上，任其在大堤坡地上吃草，而放牛的或割草、或打耳(一种类似冰球的活动)、或闲聊，或睡觉，自由自在。我放牛时常常带着小人书，独自坐在草地上翻看。哑巴来了，手里拿着他三哥的那只信封。
    我想读者应该知道这句话，上帝给你关上一扇门，他必定会给你打开一扇窗。哑巴又聋又哑，但他心灵手巧。比如，编筐打篓，村庄上的人皆比不上哑巴。他这次找我，不是写信，而是让我教他认字，重点是教他认信封上的字。
    哑巴三哥，名叫张春树，与当时一个名人只差一个字。部队的地址是山东烟台某部及番号。我欣然同意，但在教第一个字时，就遇到了难题。山东的“山”，怎么教？山是象形字，本地无山，我拿什么作参照？想来想去，一抬头，与远在数百里之外的黛色的大别山相遇。写到这里，读者肯定要对我嗤之以鼻，大别山？你能看到大别山？你是玉帝驾前的千里眼吗？要知道，现在即使用普通望远镜也看不到大别山了。
    我敢保证我没瞎说。五十岁以上的人都会知道，那时的大别山是可以看到的。特别是雨后，大别山的绵延身姿便会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那高高低低的山峰与“山”字非常契合。于是，我指着远处大别山，教会了哑巴有生以来的第一个字。以后每当他看到这个笔架似的“山”字，他就往南方那片幽深的大别山指。
    在以后的放牧岁月里，哑巴成为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有天上午，我刚要去放牛，哑巴提着一只脏兮兮的军用书包，拦住了我，他“告诉”我书包里装的是白馍。我以为他为了学识字，要在淮河大堤上野炊，就比划说：不用这么着急。他指着南方的剪影一样的起伏的大别山，一通有声有色的比划，我明白了，他是要和我一同去看大别山。这包里的馍就是我俩的干粮。我哈哈大笑，“说”这么远的路，我可走不动。他又比划说：你骑着牛，我牵着牛，累不着你。我“说”：太远了，我们得走三天三夜。“三天三夜”的手语是，比划一个太阳升起来，再比划睡觉，伸出三个手指即可。哑巴会意，摇了摇头，表示不去了。我告诉他，如果去看山，就得坐车，那是要钱的。哑巴将一书包白馍挂在牛角上，忧郁而去。
    这之后，哑巴没有再来找我识字了。我经常看见他提着一只小筐，拿着铲子，在麦地里挖半夏。

   麦收季节结束的时候，生产队的牛开始忙起来，它们要耕作麦茬，准备种黄豆、点花生、插秧苗。牛们耕地，我们就得割草。一天，我背着草筐下地，走到村口，看见哑巴远远地喊我“啊啊啊”，意思是让我等等。我站那儿等他跑过来，他气喘吁吁地”告诉”我，他刚卖了半夏，手里有钱了，咱们坐车去看山吧。我数数他的钱，一共三块五毛九，我又笑了，“说”这点钱是不够的，没有20块钱是去不了大别山的。
    其实，我也不知道大别山到底有多远，通不通班车，坐车需要多少钱。哑巴听完我的“忠告”“表示”等钱攒够了再来找我。
    转眼到了七十年代末，我考上了中师，离开了黄土地，两年之后，我被分配到本乡中学任教。
    那年的秋后，忘了是星期几了，我正在办公室批改作业，突然听见“啊啊啊”的高亢的叫声，这是哑巴出行的符号，我急忙跑出去，看见门岗上的职工小袁拦住了哑巴，哑巴强烈反抗，他用手比划着高度、性别，当然小袁无法看懂，我奔跑过去，把哑巴拉到教学区之外。
    哑巴自由惯了，对刚才阻拦他的小袁非常生气，他“啊啊啊”地表示了愤怒，然后才握住我的手使劲地摇。很快，他转入正题，指着南方大别山的位置，“询问”我：那山咋不见了？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看见那山了。
    我这时才往东南方凝视了很久，大别山确实不见了，过去，它大多时候都像水墨画一样挂在南方偏东的天际。我不知道大别山什么时候消失的，但我知道它消失的原因，可我怎么才能跟哑巴解释清楚呢？
    哑巴“问”我山会移动吗？会像牛一样行走吗？我比划了几下，“告诉”他，什么时候看见那座山了，什么时候就来找我，我将带他去看那座山。我还告诉他，我现在有钱了，每月三十六块五，坐车、吃饭都不是问题。
    但是，哑巴一直没来找我，我知道他再也没有看见过那座名叫大别山的山。上世纪末，哑巴因患胃癌死在那间孤零零的小屋里。我知道这个噩耗，是本家爷们通知我自带香蜡纸炮，于翌日清晨六点给哑巴送葬。说起来，我跟哑巴叫“爷”，我们村庄有晚辈必须给长辈送葬的习俗。
    哑巴已经去世十六年了。我如今也年过花甲，我想，也许十年，二十年后，我会与哑巴爷相会，一同去看那座我们心目中神秘的大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