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堽：祖父刘盼遂之死

来源：刘盼遂研究

1966年夏季，北京的空气已经分外紧张。对于这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祖父起初并没有太在意。1949年后，他已经历了几次运动，“拔白旗”时还被批判过，自己也做了检讨，终究是没有什么大事。他出身于地主家庭，但家中早就没什么田产。我的曾祖父一半是教书先生，一半是个农民，在乡里人缘也极好。祖父认为自己没有什么“历史问题”，教了一辈子书，解放前没参与过什么政治活动，解放初加入了民盟，但也并没有发表过什么言论，没有被揪过什么辫子。1957年“反右”的时候，北师大中文系“八大教授”里的黄药眠、钟敬文、李长之等人当了“右派”，他则没有被划上，可以说很幸运了。但他确实也没有一点儿历史污点，清清白白，没有理由当“右派”。

“文革”初期，祖父还是秉承着一贯的作风，让开会就开会，但能不发言就不发言，实在要发言就少说。

他的学生聂石樵和邓魁英夫妇在《怀念刘盼遂先生》一文中曾回忆道：

记得“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文系在西饭厅开全体大会，说是要揪牛鬼蛇神，说中文系的特务很多。教师们都带着小板凳坐在后边。刘先生来得很晚，我们把小板凳让给他坐，到外边工地上找块木板自己坐下。在那紧张的气氛中，我们之间未多讲什么话。但看到刘先生精神还好，他可能是认为自己既非牛鬼蛇神，更非特务，不在被揪之列吧。

聂、邓二老的这个回忆，很能反映祖父当时的心态。他并没有认识到这场运动的残酷，以为像他这样的老老实实做学问、平日与人为善的教书匠，不会是被批斗的主要对象。在他看来，这场运动可能也像前几次运动一样，只是一阵风吹过罢了。他把他的这种想法也传达给了家人，所以我们家，包括我的祖母、我的父母、姑姑等人，也并没有做预先的应对。但后来事态的发展出乎祖父的意料，北师大的教学几近瘫痪，老教授不断受到冲击。但毕竟是在学校内，武斗的范围和程度有限，校方也多少会给居住在校内的教授一些保护——其时教授们多住在校方提供的校内住房，而祖父则在校外有自己的房子，独门独院。有一种说法认为，祖父没有得到及时保护，在于他并非住在校内，与校方沟通不畅。现在想想，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

祖父在居之安读书照（六十年代《光明日报》记者拍摄）

张广武是祖父友人张钫将军之子，“文革”初，张将军病重，张广武先生由陕西回京，曾在路上偶遇祖父，他回忆道：

我由陕北赴京探望父亲，当时家已搬至和平里11区22楼，董寿平应父亲之邀也搬到和平里11区，家中俩室住不下，我暂住董先生画室里。隔日，董先生要请萧劳先生写副东西，邀我同去，当时萧先生住天坛东里，我们打和平里先到绒线胡同四川饭店吃了顿饭，说是一顿饭其实就一个粉蒸排骨,在当时那年月，已经高兴得不得了了！

出来走到西单十字路口，迎面就看见了刘盼老。打完招呼各行不远，总感觉他面色死灰神情枯槁不大对劲，董先生就让我又返回去对他说句话，到跟前我附耳对他说：“刘老！董先生特意让我告诉您，生死亦大矣！”他说了声“谢谢”就继续朝前走了。

实际上，祖父那时候的心情已经大劣，他隐隐有一丝不良的预感。5月25日，祖父的老友张钫病逝，祖父参加了他的葬礼后心情极为沉重。张钫在病重前曾托付他一件事——为“千唐志斋拓片”作考证。祖父为此也做了精心准备，但老友突然病故，“破四旧”和武斗兴起，让他无法继续从事这项工作了。

张钫像（资料图片）

一日，祖父外出邂逅一位相熟的宗教界著名人士（这里不便透露其姓名），二人立谈片刻。这位宗教界人士看了看祖父的脸色，压低声音对祖父说：“盼遂兄，你面相不太好，谨防最近有血光之灾。”祖父点点头，没有说话，便挥手告别。回到家后，祖父沉默不语。直到祖母和父亲再三追问，他才说出缘故。父亲对这件事记得非常深刻，他当时就说，这些都是不好的征兆，应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但祖父又低头不语。我个人以为，这其实是迷信，也许那位宗教界人士事先得到了什么消息，故意以“血光之灾”这样的话提醒祖父罢了。

8月中旬，红卫兵“造反运动”在迅速蔓延，抄家、打人事件在北京屡见不鲜。祖父所在单位北师大的党委很快被打倒，学校陷入混乱而无限期停课。

  最后一次见到祖父的学者，是祖父的同学好友谢国桢先生。在被抄家的前两天，谢先生还来过我家，他在日后回忆道：

  余于八月二十一日晨，访君于其保安寺寓庐。时夜雨初过，君院中所植盆荷正开，荷叶迎风，花红映日，晨露如珠，挂花及叶上，红艳欲滴；而余家中陈翔鹤君所赠蕙兰，含苞待放，清香扑鼻，乃邀君至余家看兰花，酌以清酒，君饱餐而归。当时余有句云：

朝看芙蕖映朝霞，暮看兰蕙茁新葩。

握手言欢从此去，建国门外即天涯。

祖父与谢国桢先生自1926年相识，至1966年分别，整整40载。他们是河南老乡，又属同门。在祖父的同学好友中，唯有谢国桢先生与祖父从未长期分别，从北洋政府时代、日伪统治时期、抗战胜利、解放战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二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新中国成立后都一直住在北京。他们在某些学术观点上有分歧，但并不影响他们的友谊。说他二人是一生之友、私交莫逆，实不为过。

祖父在清华读书时的照片

命运注定了祖父的这位老友来送别祖父一程，尽管他们二人并不知道8月21日这次见面是最后的一次。“建国门外即天涯”，一语成谶，与老友的这一日相聚谈宴成了祖父最后的欢娱。几天之后，曾负盛名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前两期的入学“状元”便阴阳两隔了。    

  8月23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名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的报道和“好得很！”的社论，社论称“我们为北京市红卫兵小将们的无产阶级精神欢呼！”当天，北京市许多学人遭到武斗，如著名作家老舍即于当天被抄家、武斗而后投湖自尽。

《人民日报》1966年8月23日头版（图片来源：人民日报数据库）

也就在8月23日，我家所在的街道里有人举报祖父是“反革命”，遂引来北京市某中学和某小学（这两所学校距我家较近）两个学校的“红卫兵”前来抄家、批斗，持续了将近一个星期。之所以将8月23日这个日子记得那么清楚，是因为当天民盟紧急召集开会，民盟的同志打电话到我家所在的街道，而接电话的人回复道：“刘盼遂已经被抄家。”民盟的同志也就不敢多问了。

  我曾经问过我的父母，为什么祖父素来与人为善、沉默寡言，却也会被人举报。我的父母说他们当时也不清楚，但从后来的情形看，怀疑是有人看上了“居之安”的房子——毕竟当时有这么大宅院的教授也不多。或许是有人看上了祖父的藏书？除了藏书，祖父也确实没有什么特别值钱的东西。也许是因为嫉妒？人性这种东西是很难琢磨。所以很难搞明白祖父被人举报的具体缘由。

抄家期间的前两三天还算文明，算是“文斗”。第一批来的“红卫兵”只是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包括现金、存折等抄缴而去；接着撕下挂在厅堂的条幅、字画——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的题字被扔到地上，撕碎后付之一炬；再就是祖父的一些藏品，基本都是用来搞学术研究用的，如民国时出土于河南嵩县唐墓的唐代铜尺、历代碑刻拓片、印信等，都被全部收缴，名曰“破四旧”。这些藏品并没有作查抄清单，日后也就不知所终。

过了几天来了第二批“红卫兵”，他们挨个屋子搜索隐藏的“罪证”，但屋子里除了书就是书，并没有什么新发现。后来在一间小屋的窗户上发现用来补破碎窗棂的报纸，报纸上原本有“副统帅”的照片，贴上去时将照片贴歪了，“红卫兵”顿时欣喜若狂，立即把我的祖父母绑缚而来，指着照片说他们是反革命，有反革命的用心，罪证就是处心积虑地侮辱“副统帅”。祖父母想解释下，但“红卫兵”根本不听，反而抬手就是一通鞭打，打人的工具是铜头皮带。

当时除祖父母外，还有我的父亲刘立三和姑姑刘立嬿在家。姑姑是当时因为怀孕，在娘家休养。“红卫兵”把祖父母、父亲和姑姑绑在院中的树上，一个头目问，你们家中应该有金条和银子吧。祖父说有，但是已经被你们的同学找到并拿走了，现在应该没有了。那个头目又说，你们家不会就隐藏了这么一点儿，肯定还有，老实交待，藏在哪儿了。祖父说你们都把我的家翻遍了，我一个教书的哪有那么多啊。那个头目听祖父这么说，抬手就是一顿鞭打。祖父已经是个七十挂零的老人，哪里抵得住如此鞭打，他不断呻吟，并一再说确实没有了，那个头目直到打累了方才罢手。“红卫兵”们又继续翻找金银，他们把祖父装书的十间房子翻了个遍，各种线装书堆在一起，如同小山，有看不顺眼的就干脆撕掉。祖父见他一生的心血落得如此地步，老泪纵横。    

被抄家前，恰巧我的外婆家有事，我的母亲便带着我去外婆家暂住。几天后母亲带我回家，一只脚刚跨进院门，便看到祖父被绑在冲着门口的大树上。母亲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时愣住。祖父先看到母亲，他身体不能动弹，又不能大喊“快跑”，怕“红卫兵”听到，便赶紧瞪大了眼镜，直直地望着母亲，暗示她赶紧带着我离开。母亲吓坏了，但马上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这时一个“红卫兵”也看到了母亲，叱问道：“你是干什么的？是这家子的？”母亲赶紧说：“路过的，听到有声音进来瞅瞅。”便赶紧带我快步离开。“红卫兵”以为不过是看热闹的，便没再追赶——我也就这样随着母亲躲过一劫，如果没有祖父和母亲当时的机智，恐怕母亲和我也难逃这场劫难。母亲后来对我说，她永远忘不了当时祖父的那双红红的眼睛。每说到此，她就不住流泪。

8月30日，连日的殴打、训问让祖父母已满身伤痕。面对“红卫兵”的反复训问，他们已无力回答。“红卫兵”恼羞成怒，把皮水管的一头接在自来水龙头上，而另一头直接往祖父母的嘴里塞，然后打开水阀硬往祖父母的肚子里灌水，直到他们的肚子被撑大到几乎透明、无法承受昏死过去才住手。

我的父亲和姑姑也同样遭到殴打。姑姑因此流产，她后来被所在单位的同事领走，捡了一条性命。捆绑父亲的绳索不太结实，父亲趁“红卫兵”没注意，扯断绳索逃出门，钻进胡同，甩开“红卫兵”的追赶，直奔北师大。待到了北师大校部，他请求学校派人去家中说明祖父不是“地富反坏”分子，这样红卫兵就可能释放祖父母。但当时北师大“文革”前的领导人都已被“打倒”，建立了新的权力机构。他们并未理睬父亲的苦苦哀求，一直没派人去搭救祖父。为此，父亲对北师大一直有微词。

经过连日的批斗，祖母再也承受不住，她先祖父一步离世。她嫁给祖父50年，本本分分地做家庭妇女，平日不多说一句话，也没有跟祖父享受过一点安乐。她甚至在嫁给祖父前没有名字——“梁秋色”这个名字，还是婚后祖父给她起的。她这一辈子最得意的事，就是嫁给了一个有名气的大学教授，她乐于闻听祖父的学生称她为“师母”，乐见祖父在家中给他的弟子门生讲课，然而她也终因祖父而死了。

祖母的去世让祖父陷入绝望，他愤怒地直视着那些还是学生身份的抄家者，又最后看了看堆积满地的藏书，他可能想说出什么，但已完全没有了力气，他就这样瞪着眼睛，慢慢倒在了祖母身旁。    

“红卫兵”见连出了两条人命，有些惊慌。为了隐藏罪责，有胆大的“红卫兵”拖着祖父的尸体来到院内的一个小水缸旁，把祖父的头摁在水缸里，伪造成祖父自杀的假象。随即对外宣称，“刘盼遂顽抗到底，自绝于人民”。街道的人当天就把祖父母的尸体拉到了火葬场，因为是“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分子”，火葬场连骨灰都没给留下。当天下午，祖父原本用十多间屋子来收藏的全部线装书、未刊手稿以及名人字画、信札、印章等也被“某大人物”派人抄走，足足装了十几卡车，一页未留。待到我父亲偷偷跑回来时，发现家中已空空荡荡，全无所有。

  写到此处，我想引用朱玉麒先生在《春山秋恨有谁知》一文里所说的那句话：

    这一劫难不仅用残酷的手段灭绝了一个知识分子生存的权利,也灭绝了中国文化在刘盼遂几十年的接力临近终点的时刻应有的光辉。

这就是祖父之死的简要经过。写上述这段文字时，我怀着极大的悲痛和愤懑，几次停笔不想写下去。一些具体的细节略过，不但是为读者，也是为自己而考虑,因为我怕我以后看到这些细节会加深自己的痛苦。我的父亲曾在政府某机关任职，他就一辈子也没有摆脱亲历我祖父母之死的痛苦。他曾把祖父的死归咎为书读得太多，书读得太多危险也就越大，所以他甚至不想让我读大学。

我写下这段文字的另一目的，是纠正学界关于祖父之死的误说：有的文章称祖父是因为家被抄、多年收藏的善本被烧而扑在火堆上自杀。实际上，祖父的藏书绝大部分并没有被烧毁，而是被抄走。祖父绝没有投火的举动。有的文章称祖父是投水自杀，这种说法则源自谣传。

祖父的老友谢国桢先生在8月23日当天也受到冲击，但幸免于难。祖父去世的第二天，他听说后偷偷在黄昏时来到我家，因为我的父母和姑姑都被赶走了，他没有找到祖父的亲属。他记述道：

是月之晦，日下西舂。余潜赴西城，过君保安寺之旧居，则见夕阳在墙，板扉洞开，出入无人。犹闻笛声，《广陵散》自此遂绝，无异读潘岳之《怀旧赋》也。（《记清华斯同学》）

谢先生当时无法得知实情，所以也就据传闻以为祖父是自杀，并把这件事告诉了祖父的其他友朋。如顾颉刚日记载：

昨闻刚主言，刘盼遂所住系自置屋，上月街道上与之斗，打之。渠愤极，以首没入荷花池内，不死，遂自缢，其妻殉之。五七年反右时，师大中文系教授八人，惟盼遂不预，而此次竟不免。倘住校中，即无事矣。又闻老舍已投积水潭死。

这更是以讹传讹了，我家哪里有什么荷花池？可能谢国桢先生说的是种荷花的盆子，顾颉刚听错了。祖父清华研究院的同学、北大教授王力初始也听闻祖父是自杀的，他写过《五哀诗》，其中一首是哀悼祖父道：    

博学宏词属老成, 醇儒应与世无争。

孱躯底事遭鞭挞? 水瓮埋头竟丧生！

王力的夫人夏蔚霞“文革”前曾到过我家，见过种荷花那个缸子，她当时就怀疑祖父不是自杀，她曾说道：“那只是一个脸盆大小的缸子，如何能淹死人啊？”

“文革”结束后，我的父母和姑姑将亲身经历向有关部门反映，又找到当时在场的证人，有关部门也最终将祖父的死定为“被残害致死”。我的父亲后来和谢国桢先生联系上，并把真相告诉了他，祖父的友朋也就逐渐知晓。不过祖父死于自杀的误传一直存在至今，我作为祖父的后人，希望本文刊出后，这种误传不再流行。

祖父母去世后，“居之安”被街道强占。我的父母想带着我回去，被告知“房子被没收”“像你们这种地富反坏的后代不配住”，强制我们离开。很快那房子搬进了几家居民，直到90年代被拆。父母经此动荡，甚至无处安身，经人帮助，只能暂住于东城张自忠路原北洋时期段祺瑞执政府所在大院的一隅。那个大院的门前，正是1926年3月18日刘和珍、杨德群等人死难处，大门东侧所立石碑上的“三一八惨案发生地”八个字提醒着路人不要忘记过去。几十年前，身为清华研究院学生的祖父和他的同学吴其昌、王庸等多人一起参加女子师大、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高校学生组织发起的“反对八国最后通牒”集会游行活动，他们打着标语从这里路过，要求进入楼内和段祺瑞对话，却遭到段祺瑞执政府卫队的枪击，40多人遇害。祖父他的清华研究院同学则侥幸未受伤。解放后，祖父亲见执政府大院变成某高校的宿舍，但他不会想到，在他身故后，他的后人无处安身，只好住在此处。

张自忠路3号原段祺瑞执政府旧址

我的父母的心理受到了很大伤害，以至无法照料尚年幼的我，六十年代后期就把我寄养在一位好心的李姓奶奶家。他们似乎把我忘记了，直到几年后才想起有我这样一个儿子，赶紧到李奶奶家把我接回来。现在想起这些事，我并不怪我的父母，他们也是无可奈何，毕竟他们承受的是不同寻常的痛苦啊。

我读书的时候，还曾经和父亲一起“偷偷地”回过“居之安”，父亲走到门口便停下脚步，沉默了一会儿，慢慢地对我说：“还是你一个人进去看看吧。”我便独自一人大步走进院子，一进门是棵枣树，似比当年更加粗壮了；庭院里已与过去截然不同，临建盖了不少；吵架声、切菜声、洗衣声、孩子的哭声融为一块儿，嘈杂得很；花木皆已不再，只有一堆堆杂草，无人收拾，纷纷乱乱；里面的居民看见我，只当是一个串门的，不理不睬。我的眼里噙着泪水，心里不住地念叨着，这就是我的出生地居之安，这就是我幼年曾玩耍的院子，这就是我祖父母去世的地方。我默默地看了一会儿，又默默地离开。离开的时候我又特意仔细地看了看门楣，那上面的“居之安”三个字隐隐绰绰，似乎尚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