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寺院名茶经济与文化
作者：龚永新
摘 要：我国历史名茶大多出自名山寺院，名茶产于名山寺院有着深厚的社会经济背景，包括具有相对充裕的土地、劳力以及稳定的消费需求条件。寺院与名茶相辅相成，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过程，并形成了寺院名茶生产与生活的自身特点。由于寺院名茶的发展，从而对于寺院经济及其整个佛教事业都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我国的寺院经济以丛林经济为主，名茶生产更为普遍以至于持续发展到今天的规模与水平，这一切是与寺院名茶生产的经济背景密切相关。
关键词：名山寺院；中国名茶；经济特点；文化现象
我国有一句俗话，叫“名山名寺出名茶”。“名山名寺出名茶”，既是寺院良好的生态自然环境所致，更是寺院特殊的社会经济条件使然。
一、寺院名茶生产的经济背景
1.寺院土地丰富。土地资源丰富，是寺院名茶经济赖以发展的基础。寺院一般广占良田沃土，他们或由国家赐予，或由贵族官僚“布施”，或由寺院兼并掠夺细民而来。而寺院往往是敕建，由国家供给一切费用。据唐均田令规定，僧受田二十亩、尼二十亩，老年僧尼退田转充常住田。宋代寺田的主要来源，包括皇室的敕赐、信众的施舍、自身开垦、出钱购买、侵占官私土地等多种方式，即土地扩充途径更多，方式方法更灵活。以福州为例，北宋中期寺田约占民田的三分之一，南宋中期约占五分之一（不包括山地园林在内）［1］。正是在获得大量寺田的基础上，宋代寺院普遍建立起自己的庄园，一些寺田的庄园经济相当可观。
2.寺院劳力充足。劳动力丰富，这是寺院名茶经济发展的条件。关于寺院劳力的来源，首先是寺院僧尼，其中主要是下层僧尼。这些人大多为逃避国家课役的民众，他们原可不参与生产，但是受寺院大土地所有者的统治，下层僧尼也便成了寺院庄园的劳动力。其次是寺院依附民，他们中大多为避役而投靠寺院，自愿成为寺院的佃户。再次是寺奴，即由国家赐与重民犯，这些人毫无疑问处于寺院最底层，担负寺内和寺院庄园繁重的生产劳动。
3.寺院僧尼嗜茗。寺院的发展扩大了僧众的规模，如始建于唐朝的余杭径山寺鼎盛时期殿宇楼阁林立，僧众可达三千，就是一个突出的事例［2］。对于寺院僧尼来说，一方面，他们所持淡泊的人生态度，抑欲忌荤，提倡素食，清淡茶汤无疑是其最佳饮品。另一方面，寺院僧尼重视坐禅修行，息心静坐，禅思悟道，通常坐禅长达数日，以追求超尘脱世、得道成功的境界等。
4.寺院茗茶馈赠。我国自古以来寺院香火旺盛，进山香客常会络绎不绝，向香客们施于茶水，也便成了寺院的一项义务。清代《余杭县志》载：“径山寺僧采谷雨茗，用小缶之以馈人……。”［2］在一些大的寺院，还设有专职的施茶僧，为进山的香客布施茶水。不仅如此，寺院僧尼往往也将本寺院的名茶交流到外地寺院或其他地方，加强与外面的联络与联系。
二、寺院的名茶生产与生活
据四川地方志记载，西汉时甘露禅师吴理真，曾结庐于四川蒙山，亲植茶树成为佛教僧徒最早的记载［3］。而名茶入诗则始于我国唐代，著名诗人李白的五言古诗《答族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并序》堪称最早的咏名茶诗。从此名茶如雨后春笋，于全国各地的寺院竞相产生，寺院名茶的生产与生活也形成了自身的特点。
1.创制名茶充满艰辛。最初的名茶创制总是充满了艰辛。据《庐山志》记载：“东汉时（25—200年），佛教传入我国，当时梵宫寺院多至300余座，僧侣云集，攀危岩，冒飞泉，竞采野茶以充饥渴。名寺亦于白云深处劈岩削谷，栽种茶树焙制茶叶，名云雾茶。”又据《新庐山志》载：“山僧或寻采入林者，所获不过三数两。”［4］这说明江西“庐山云雾”名茶，最初不仅是由寺僧创制的，而且创制艰难，数量不多。应该说，各地名山宝刹创制出的名茶大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2.一座寺院一只名茶。在我国，绝大多数寺院生产一种名茶，且品质各异、风格独特。如四川甘露寺蒙山茶，湖北玉泉寺仙人掌茶，云南感通寺感通茶，福建武夷寺岩茶，江苏洞庭水月院碧螺春茶，浙江杭州法境寺香林茶、龙井寺龙井茶、余杭径山寺径山茶、天台山国清寺华顶茶、景宁惠明寺惠明茶、临安禅源寺天目青顶茶、普陀寺佛茶等。南方凡名山寺院适宜茶树生长发育的地方，往往是寺必有茶，有茶就有名茶。因而，一座寺院就相当于一个名茶研制、生产以及传播中心。
3.强烈的质量品牌意识。寺院名茶生产的质量意识，一是体现在创制的过程中；一是体现在长期的维护上。吕岩《大云寺茶诗》中，描写大云寺茶的制作是“玉蕊一枪称绝品，僧家造法极功夫”［3］，说明寺院名茶的创制与生产是颇花功夫的，精细加工、质量上乘，如华顶云雾茶素有“佛天雨露，帝苑仙浆”之美誉。不仅如此，维护名茶质量的长期稳定也是寺院一大特点，以浙江余杭的径山茶为例，始载于唐，闻名于宋，宋朝的翰林学士叶清臣在他的《文集》中说：“钱塘、径山产茶质优异”；《续余杭县志》记载：“产茶之地，有径山四壁坞及裹山坞出产者多佳，至凌霄峰尤不可多得。”［2］又如普陀佛茶历史悠久，明代史书就有记载，清代被列为贡品，1915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二等奖等。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上名茶品牌意识最强的地方应该就是寺院。
4.饮用名茶既是生活又是制度。在寺院，“饭后三碗茶”被视为“和尚家风”，宋代道原《景德传灯灵》卷二十六：“晨起洗手面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佛教前礼拜，归下去打睡了，起来洗手面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东事西事，上堂吃饭了盥漱，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东事西事。”饮用名茶是禅寺制度之一，其表现为寺中设有“茶堂”，有“茶头”专管茶水，按时击“茶鼓”如今僧众饮茶。宋林逋《西湖春日》云：“春烟寺院敲茶鼓，夕照楼台卓酒旗。”茶鼓就是设置于佛寺法堂西北角，为如今众僧饮茶用的一种法器［3］。宋时径山寺内盛行“茶宴”，茶宴乃是径山僧侣以茶论道的一种“清规”，也是古刹以茶代酒宴请上宾的一种仪式。茶宴在布置洁净典雅的明月堂举行，室内张挂名人字画，摆设时新鲜花，并有专用茶具。据传其程式为：献茶、闻香、观色、品味、论茶、交谈等六项依次进行［3］。
三、名茶在推动寺院事业发展中的作用
1.促进了佛教事业。佛教讲究坐禅，坐禅是指修习者端身正坐而入禅定，是佛教僧人的基本修行方法。佛教对坐禅方法有严格规定，要求坐禅者必须息心静虑，节制饮食，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更不能卧床睡眠。于是既能提神醒脑、又能清性修行的茶就成为僧人坐禅时必不可少的饮料，饮茶有助于参禅、面壁省悟的神妙功能，为僧人所认可。所以唐人封演《封氏闻见记》中有记载：“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4］可见，茶为禅用，具有协助修行的功能，有利于发展佛教事业。
2.扩大了佛教影响。在我国，名茶与佛教相联系，上至皇帝下至百姓无不受其影响。隋文帝杨坚（541—604年）常勤于政务，自奉甚俭，茶却也侍于左右。据《隋史》记载，某夜，文帝做了个噩梦，梦见有位神人把他的头骨给换了，梦醒以后便一直头痛。后来遇一僧人，告诉他说：“山中有茗草，煮而饮之当愈。”文帝服之以后果然见效。又据《南史?齐本纪上》记载，齐武帝萧赜在死前的遗诏里说：“我死之后，在我的灵前千万不要用牺牲来祭我，只要供上些糕饼、茶酒和果脯就可以了。”［5］人们大多认为齐武帝以茶作为祭品，是受僧人法瑶的影响和出于其佛教徒的身份，表示一种对简朴的推崇，即使在祭品中也“忌荤”。可见这些皇帝受佛教的影响，其中名茶起了很大作用。
3.推动了佛事交流。寺院生产的名茶，多有作为赠品的。特别是寺院僧人云游四方，常常带上自制的名茶，通过赠送他人，加强了寺院系统内外的交往，这对于增进友谊、交流法事，扩大寺院的影响无疑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湖北当阳玉泉寺的僧人中孚禅师，曾云游南京，遇其族叔李白，将亲手制作的玉泉仙人掌茶赠与李白，李白随即作《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并序》，这在当时无疑是对寺院最好的宣传，通过仙人掌茶扩大了当阳玉泉寺的影响。这首诗既为我国第一首以名茶为题的茶诗，也成为以名茶为媒介佛事对外交流的重要历史资料。
4.深化了佛学事理。千百年来，饮茶之所以能与佛禅形成深厚联系，达到彼此相融一体的境界，在于僧侣认为茶有“三德”，一是用以坐禅，可以清心涤虑，彻底不眠；二是能助消化，轻神气；三是“不发”，即能抑制淫欲［2］。所以，饮茶最符合佛教的道德观念，最宜参禅拜佛。同时，由于寺院普遍推行茶饮，因而形成了“茶禅一味”。唐朝著名诗僧皎然幼年出家，他在《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中有“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的诗句［6］，他认为饮茶能达悟，能得到佛的保佑。当代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诗云：“七碗爱至味，一壶得真趣。空持千百偈，不如吃茶去。”在佛家弟子看来，名茶品饮是参禅的前奏，参禅是名茶品饮的目的，二位一体，水乳交融，共同促进人的精神境界的提纯和升华。
参考文献：
［1］黄敏枝.宋代佛教经济史福建武夷寺岩茶，江苏洞庭水月院碧螺春茶，浙江杭州法境寺香林茶、龙井寺龙井茶、余杭径山寺径山茶、天台山国清寺华顶茶、景宁惠明寺惠明茶、临安禅源寺天目青顶茶、普陀寺佛茶等。南方凡名山寺院适宜茶树生长发育的地方，往往是寺必有茶，有茶就有名茶。因而，一座寺院就相当于一个名茶研制、生产以及传播中心。
3.强烈的质量品牌意识。寺院名茶生产的质量意识，一是体现在创制的过程中；一是体现在长期的维护上。吕岩《大云寺茶诗》中，描写大云寺茶的制作是“玉蕊一枪称绝品，僧家造法极功夫”［3］，说明寺院名茶的创制与生产是颇花功夫的，精细加工、质量上乘，如华顶云雾茶素有“佛天雨露，帝苑仙浆”之美誉。不仅如此，维护名茶质量的长期稳定也是寺院一大特点，以浙江余杭的径山茶为例，始载于唐，闻名于宋，宋朝的翰林学士叶清臣在他的《文集》中说：“钱塘、径山产茶质优异”；《续余杭县志》记载：“产茶之地，有径山四壁坞及裹山坞出产者多佳，至凌霄峰尤不可多得。”［2］又如普陀佛茶历史悠久，明代史书就有记载，清代被列为贡品，1915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二等奖等。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上名茶品牌意识最强的地方应该就是寺院。
4.饮用名茶既是生活又是制度。在寺院，“饭后三碗茶”被视为“和尚家风”，宋代道原《景德传灯灵》卷二十六：“晨起洗手面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佛教前礼拜，归下去打睡了，起来洗手面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东事西事，上堂吃饭了盥漱，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东事西事。”饮用名茶是禅寺制度之一，其表现为寺中设有“茶堂”，有“茶头”专管茶水，按时击“茶鼓”如今僧众饮茶。宋林逋《西湖春日》云：“春烟寺院敲茶鼓，夕照楼台卓酒旗。”茶鼓就是设置于佛寺法堂西北角，为如今众僧饮茶用的一种法器［3］。宋时径山寺内盛行“茶宴”，茶宴乃是径山僧侣以茶论道的一种“清规”，也是古刹以茶代酒宴请上宾的一种仪式。茶宴在布置洁净典雅的明月堂举行，室内张挂名人字画，摆设时新鲜花，并有专用茶具。据传其程式为：献茶、闻香、观色、品味、论茶、交谈等六项依次进行［3］。
三、名茶在推动寺院事业发展中的作用
1.促进了佛教事业。佛教讲究坐禅，坐禅是指修习者端身正坐而入禅定，是佛教僧人的基本修行方法。佛教对坐禅方法有严格规定，要求坐禅者必须息心静虑，节制饮食，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更不能卧床睡眠。于是既能提神醒脑、又能清性修行的茶就成为僧人坐禅时必不可少的饮料，饮茶有助于参禅、面壁省悟的神妙功能，为僧人所认可。所以唐人封演《封氏闻见记》中有记载：“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4］可见，茶为禅用，具有协助修行的功能，有利于发展佛教事业。
2.扩大了佛教影响。在我国，名茶与佛教相联系，上至皇帝下至百姓无不受其影响。隋文帝杨坚（541—604年）常勤于政务，自奉甚俭，茶却也侍于左右。据《隋史》记载，某夜，文帝做了个噩梦，梦见有位神人把他的头骨给换了，梦醒以后便一直头痛。后来遇一僧人，告诉他说：“山中有茗草，煮而饮之当愈。”文帝服之以后果然见效。又据《南史?齐本纪上》记载，齐武帝萧赜在死前的遗诏里说：“我死之后，在我的灵前千万不要用牺牲来祭我，只要供上些糕饼、茶酒和果脯就可以了。”［5］人们大多认为齐武帝以茶作为祭品，是受僧人法瑶的影响和出于其佛教徒的身份，表示一种对简朴的推崇，即使在祭品中也“忌荤”。可见这些皇帝受佛教的影响，其中名茶起了很大作用。
3.推动了佛事交流。寺院生产的名茶，多有作为赠品的。特别是寺院僧人云游四方，常常带上自制的名茶，通过赠送他人，加强了寺院系统内外的交往，这对于增进友谊、交流法事，扩大寺院的影响无疑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湖北当阳玉泉寺的僧人中孚禅师，曾云游南京，遇其族叔李白，将亲手制作的玉泉仙人掌茶赠与李白，李白随即作《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并序》，这在当时无疑是对寺院最好的宣传，通过仙人掌茶扩大了当阳玉泉寺的影响。这首诗既为我国第一首以名茶为题的茶诗，也成为以名茶为媒介佛事对外交流的重要历史资料。
4.深化了佛学事理。千百年来，饮茶之所以能与佛禅形成深厚联系，达到彼此相融一体的境界，在于僧侣认为茶有“三德”，一是用以坐禅，可以清心涤虑，彻底不眠；二是能助消化，轻神气；三是“不发”，即能抑制淫欲［2］。所以，饮茶最符合佛教的道德观念，最宜参禅拜佛。同时，由于寺院普遍推行茶饮，因而形成了“茶禅一味”。唐朝著名诗僧皎然幼年出家，他在《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中有“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的诗句［6］，他认为饮茶能达悟，能得到佛的保佑。当代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诗云：“七碗爱至味，一壶得真趣。空持千百偈，不如吃茶去。”在佛家弟子看来，名茶品饮是参禅的前奏，参禅是名茶品饮的目的，二位一体，水乳交融，共同促进人的精神境界的提纯和升华。
参考文献：
［1］黄敏枝.宋代佛教经济史>论集社会［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9:52.
［2］云峰.品茶地图［M］.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2005:14-31.
［3］王镇恒,王广智.中国名茶志［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0:33-699.
［4］许云峰,刘向阳.茶韵禅风［M］.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2005:23,6－7.
［5］沈浩耕,沈冬梅,于良子.中国古代茶叶全书［M］.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1999:10.
［6］蔡镇楚,施兆鹏.中国名家茶诗［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