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滨方言和淮滨居民成份初探

尤新峰

   把方言和居民成份放在一起 是因为两者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淮滨县志》（1951-1984卷）对淮滨方言有详细记载，李健先生在其《乌龙集杂谈》中有乌龙集方言特征的专论文章。乌龙集历史以来就是淮滨地区经济文化中心，乌龙集方言就是淮滨方言代表。
    以乌龙集方言为代表的淮滨方言属于中原语系，由于地理、文化、居民诸因素，淮滨方言发音上又明显带有湖广语系发音的痕迹。因此，淮滨方言具有兼容南北的语言特色。把淮滨方言和普通话进行比较，以普通话发音标准来衡量 会发现同为平声或仄声，淮滨方言不是比普通话高就是比普通话低。淮滨方言的形成有三点主要因素，一是文化地理区位因素。远古时淮滨地处华夏文化、东夷文化和苗蛮文化三交界，西周时淮滨又处于中原文化和淮夷文化交界，春秋战国时淮滨又处于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的三交界。频繁多变的文化交流，奠定了淮滨方言结构的复杂性。二是淮河的因素，河流自古以来就是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同时也承载着语言发声的输送交流。交流的货物可以来自天南地北，而运货人则相对稳定，长期的语言交流形成了淮河流域语言发声的趋同性。三是居民成份因素。淮滨的居民成份很复杂，有来自黄河流域的移民，也有长江流域的移民。这些移民定居后在长期的语言交流中都努力让对方适应理解，久而久之便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淮滨方言。居民成份不仅是重要因素，而且是决定因素。
    淮滨居民成份形成的过程非常复杂，历史也非常久远。早在7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文化早期，淮滨黄土城、期思台地等就有聚落。大汶口、龙山、屈家岭文化形态的陶片分布在淮滨很多古遗址上，说明远古时期淮滨就有了来自山东、湖北各地的文化交流。有记载的移民定居淮滨地区，最早当数蒋国。蒋是西周王族成员，封在淮滨期思，除蒋贵族本身定居淮滨地区外，也应包括当时所带的奴隶仆役和家族军队，蒋在淮滨地区延续近400年。其次当数楚，楚灭蒋建期思邑，又在新里一带建白邑，我们知道白姓其中一支为白公胜后裔，就发源于淮滨地区，楚带来在淮滨定居人员除贵族官员外也应有军队人员。至今固城乡城上遗址附近的冲东、冲西村的名称还保留着楚人聚落古老的地名信息，因为淮滨当地人只把水道称为港、河、沟等，绝不会称为冲，只有楚人才称为冲。
    从淮滨地区古文化遗址的分布状况看，秦汉之后淮滨聚落形成已基本定型，与今天相比聚落只存在大小疏密的不同。居民成份的变化原因主要是战争。唐末五代战乱之后，淮河上游人口骤减。北宋初年迁山西代北边民作为补充，元朝末年又有不少家庭为躲避战乱来到淮滨，明朝初年为补充淮河上游人口又迁山西洪洞县人口来淮。明清两朝淮滨地区居民基本稳定，通过淮河航运业的发展又吸收沿淮各地及长江流域人口到淮滨定居，这就是淮滨居民成份形成的大致经过。
    淮滨居民成份形成有四大文化现象，一是西周时期蒋国封于期思，实现周文化与当地淮夷文化近400年的融合。二是春秋战国楚灭蒋后在淮滨建期思邑、白邑，实现楚文化与淮滨当地文化400多年的融合。三是战争因素，尤其是宋元和明初造成的向淮滨地区的移民。四是淮河航运吸收江淮、湖北一带船民来淮滨定居，使淮滨地区居民成份更加复杂化、多元化。明初以来，居民成份逐步稳定，淮滨方言也最终定型。通过淮滨多元文化形态和当地文化文物遗存也可以看出淮滨早期的居民成份。比如淮滨关帝庙多，像乌龙集就有两座，一是在南城的老县长台子，又称山陕会馆，一是涂营又称千佛寺。赵集、固城、邓湾王台、防胡高林都有规模较大的关帝庙，这说明山西移民在淮滨占有一定比例。帝主宫又称两湖会馆，大王庙、芦集龙王庙、九里白龙庙、李香铺白龙庙等反映了江淮湖北地区的航运移民文化。
    蒋和楚在淮滨先后相延800余年，奠定了淮滨地区语言文化的趋型。汉唐以来淮滨地区始终锁定于豫州汝南郡中原文化属性的行政单元内，又加之大量的山东山西移民，奠定了淮滨地区豫风楚韵的文化属性和地方方言豫风楚韵的语言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