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华：父亲的弦子

    我家位于豫东南，住在淮河淮滨南岸。东临安徽阜南王家坝，南接固始白露河，素有“鸡鸣听三县”和“水乡”的美称。
    我姊们五个，一个姐姐和三个哥哥，母亲常年有病。当年”三年两头淹，中间一年夹秋干”，姐姐被迫远嫁他乡。
    那年月，土地刚刚下户，家底薄，买不起化肥和耕牛，种地全靠人力和听天尤命，每年收的粮食除公粮交够之后就剩下寥寥无几了。每逢青黄不接的月份，我的父亲就会收拾几件换洗的衣服和一床破旧的棉被然后往麻包里一塞，捆在车斗里，背着破旧的弦子，推着独轱辘小木车上南乡进山卖唱。
    说卖唱，其实就是蹓百家门讨饭。听父亲说，他先经潢川，在进商城，后绕回固始。这一转足足一个多月。父亲掐好的日子，回家正好插春秧，麦子黄芒。父亲离开的那段日子，我和哥哥们经常站在围子路头张望。盼呀盼呀，父亲终于回来了。远远望去，父亲弓着腰，双手紧摁车把，满头大汗，吃力得推着，肩膀被背带研磨得通红。我和哥哥飞奔过去，大哥二哥替换父亲，三哥背着行礼，我怀里搂着那把破旧的弦子。这时围子里看热闹的人也越来越多，夸父亲有能耐，挣了满满一袋大米和半布袋白面。唯独母亲板着脸，没一丝笑容。
    一晃两三年过去了，三哥已读初中，我相继入学。家里也买回了耕牛，盖起了三间土坯屋。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每年出门两次，在春末冬初。每次出门，母亲总是阻拦劝说，可他执意不听，还是独自一人去南乡进山卖唱。
    一天夜里，我睡得迷迷糊糊听母亲说:“孩子都渐渐大了，你在这样下去，以后连媳妇就说不着”。
    “那有啥”
    “那是下艺。”
    “下艺又怎么啦？我一不偷，二不抢。”
    “粮食吃不了，卖喽，给小三小四上学。反正那几亩地我不种，你们娘儿几个种，我还卖唱讨饭”。
    ”你都多大岁数了，还能唱个啥，唱去唱来不就是那几个烂调子？”
    “我不管，只要蛮子喜欢听。”
    母亲和父亲越吵声音越大，隔间的哥哥都醒了，劝母亲:
    “让他去吧，种地不用他，反正不在家门口现丑。”
    父亲一骨碌爬起:“你们都是饭吃饱啦。”于是拿着他那把破旧的弦子去厨房。一会弦子响了。母亲恼得唉声叹气。
    眼看大哥二哥到了结婚的年龄，可没人上门提亲，母亲急得托远门亲戚苦口婆心介绍一位，好歹大哥算成家了，可勤劳能干的二哥始终没人提亲。母亲和父亲大吵大骂:
    “你这个老不该死的，都是你丢人现眼，给家里名声丢完啦。”
    母亲几度想烧掉那把弦子，可几度又被父亲发现抢了回去。每每这个时候，二哥三哥躲在屋里哭省怕外人笑话。父亲一直很犟，总觉得自己没有错，一直坚持去南乡进山卖唱。后来母亲给父亲赶出了家门。每个农忙的夜晚，围子晒谷场的小土坯屋里总会传来他拉弦子和唱小调的声音。母亲老病复发，从此一厥不振。次年三月去世。那年我读高一。父亲搬回老家，收敛一段时间，不拉不唱。二哥仍然没人提亲。那时二哥年纪已近三十。在围子里，每当父亲走过，总会有人背后指指划划，说父亲一辈子靠讨饭卖唱，没本事；总会有人背后嘲笑，一家全是和尚，谁家闺女给他接亲简直往火坑里推。每当这些风言风语传到二哥三哥的耳朵，二哥就拼命地干活。三哥逃学，后来又辍学，也拼命地帮二哥干活。那时大哥已分家。
    父亲好像觉醒了什么，成天默默无语。那个冬天的星期天，我在锅门槽下发现那把破旧的弦子，己经零零碎碎。第二年春天，三哥和邻乡的现在三嫂私奔了。闹得围子里沸沸扬扬。父亲愁眉不展，渐渐消瘦，目光呆滞，走起路来两脚不灵活。二哥接来医生，医生说父亲得了肝腹水和白内障。从此，他绝望了，他知道自己再也去不了南乡。他每天穿着救灾的军棉袄戴着火车头帽子孤零零地坐在大哥屋檐下静静地望着远方。父亲病倒了，抬上草铺，他不能动弹，好心的大嫂一日三顿端饭，他不能端碗拿筷子，孝心的侄女一口一口喂。那年秋天，哥嫂们都在地里农忙，我的父亲不知不觉去世了，当时没人守在他身边。一个月后，我收到一封书信，说我父亲去世了，我悲痛欲绝。那时我已在上海工地当小工。
    总之，父亲的一生是伴着那把破旧的弦子度过的:有喜有忧，有苦有乐。我是靠父亲那把破旧的弦子抚养长大，读书，做人的。其实，父亲没有错，是残酷的社会现实歪屈了他，是传统的思想观念吞噬了他。父亲走了，他沉没在历史的尘埃里。我感激父亲，是他给我人生价值观念重新思索和定位。